周新城：生产关系是一个有多层次内容的系统，应该全面地研究

点击：  作者：周新城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6-20 12:24:35

 

 

 

　　【编者按】周新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近日，他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在自己长期理论和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最新学术著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这部专著既有理论的完整性和深度，也有重点问题针对性，对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很有帮助。现经作者授权，昆仑策网系列分篇连载，以飨读者。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连载之二）

 

　　第一章  对象和方法

 

　　第二节  生产关系是一个有多层次内容的系统，应该全面地研究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在任何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隶属关系的系统。概括来说，经济关系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1]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特征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这类经济关系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己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特点和历史特殊性。

 

　　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组织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是在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资源配置过程中发生的，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生产的集中化和联合化，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等。这类经济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交换、分配一般的需要的，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几种不同的、甚至所有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到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两类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具有从属关系的有机整体。在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系统中，社会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因为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因为它虽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归根结底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任何社会里，经济关系都要凝结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然经济关系的内容是多层次的，而且具有内在的隶属关系，它反映到制度上，经济制度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有隶属关系的系统。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它在制度系统中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体现组织经济关系的，是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它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政治经济学应该全面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也要研究组织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决定社会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发生的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基本制度，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

 

　　在对待经济关系的两个层次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面对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了组织经济关系，即如何组织具体的生产、交换、分配的问题，而且敢于深入分析社会制度内的阶级矛盾，敢于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尽管他们还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们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能够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

 

　　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即揭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经济关系，对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当作既定的前提，想尽一切办法为之进行辩护。他们的任务只是把资产阶级的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只是研究怎样合理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也就是出点主意，帮助资本家避免风险，多赚点钱，而竭力粉饰、否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回避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换句话说，他们只局限于研究组织经济关系，而不再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了。这也就是他们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资源配置”，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致用科学”的缘由。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具体运行层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而这一层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管用的一个原因。有的人在吹捧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说它能够解决具体问题，能够解释现象，而忽视西方经济学最大的毛病是不愿、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掩盖这种本质，不肯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马克思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并不是说他们一点都没有可借鉴之处，而是说他们不愿、也不敢分析社会经济关系，千方百计地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这就是他们的“庸俗”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注意研究这两类生产关系，但不同时期侧重点不一样。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侧重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阐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不想建设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具体运行的，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组织经济关系，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共产党必须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要为具体的经济运行提供理论支撑，要研究具体的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资源配置层次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一说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仅仅是所有制、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以及分配方式等等社会经济关系，而谈到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仿佛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这是不正常的。

 

　　应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不仅要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优越性，而且要研究经济运行层次的具体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都要研究。而研究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就需要揭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探讨解决办法。不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政治经济学作为改革的理论支撑的任务。我们应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说，占领经济运行层次这块阵地，不能把这块阵地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运行学说，当然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决不能照搬，必须进行批判、扬弃。

 

　　谈到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必须牢牢把握经济运行机制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反映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般的要求，因而不同社会制度具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中运行的，同社会基本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基本制度的内涵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因而必须反映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服务。在现实生活中，脱离基本制度而独立存在、孤立运转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有的。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行的学说，必须把经济运行机制如何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说清楚，这一点恰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比如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科学地组织劳动的职能，即把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使之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资本家通过企业管理，在生产过程中迫使工人生产剩余价值，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可以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内容，但必须扬弃其反映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内容，决不能简单地照搬。这项工作显然做得不够。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怎样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的要求，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但它应该怎样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这方面研究就不多了。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他总结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明确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相结合），把它定为“鞍钢宪法”。

 

　　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对领导人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

　　对企业管理人员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对工人来说，要保证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真正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他指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是干部的。”“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2]

 

　　“鞍钢宪法”真正体现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这种企业管理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的，它既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对企业管理的要求，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要求，反映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沿着毛泽东的思路，继续研究和探讨反映全民所有制性质和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摒弃照搬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做法。

 

　　又如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是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市场经济有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对市场经济一般、它的共性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经济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运行，总要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因而总要反映某种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某种社会基本制度服务。当它同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就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性。

 

　　例如，关于竞争问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企业之间都必然是竞争关系。但是，私有制企业之间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是有区别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绝不会顾及其他资本家的利益。公有制企业之间，情况应该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是一个具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独立实体，企业之间当然是竞争关系，但是由于都是国家所有，所有者是同一个，企业经营都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因而企业之间除了竞争关系外，还有合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保证公有制企业之间实现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应该把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搞成“你死我活”的关系。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市场经济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否则会影响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占领技术上游的企业必然严格封锁先进技术，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以便获得最大限度利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也应该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它们还面临一项共同的任务：尽快推广新技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允许借口保护知识产权，妨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建立既保护知识产权又积极推广新技术这样的机制，才能反映公有制的特点和要求。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按市场原则配置的，可以自由流动。但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应该与私有制基础上有所区别。私有制企业里，人们只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应该统筹兼顾，而且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是由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型利益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该按照这种利益原则建立劳动力流动机制，而不能简单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关于投资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是资本这种生产要素配置的决定性机制。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有原则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完全由资本家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出发，根据自己对市场情况的判断做出，资本的配置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地、盲目地调节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由于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全民的财产，国家作为所有者必须对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因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不能完全听任由市场自发地摆布，国家应该根据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资本的配置进行宏观调控。国有企业不仅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且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政策，来决定投资的方向，使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避免重复建设，防止盲目的无政府状态。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又要研究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组织经济关系，而组织经济关系又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生产、交换、分配一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又从属于社会经济关系，要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和要求。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只注意研究社会经济关系，较少研究具体的组织经济关系，而研究组织经济关系，又往往忽视它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和要求的这一方面。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全面地研究生产关系。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55、45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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